民间美术本来没有所谓的好坏，而是一些受艺术史教育的人靠自己的视觉经验整理策划下分出好坏的，这是一件好事情。今年陕西民间艺术展在西安美术学院展出那些剪纸、面花及布堆，背后的老太太、新媳妇的作品都走进了高等美术学院，形成了与我们习惯的教育体系全然不同的反差，反差是无意间与自由艺术工作室的学生毕业创作碰撞在一起造成的，继而有了与民间艺术对话这样的话题。　　

　　今天，我们又无意与有意的促成了这样一个展览，是对话更是靠近民间艺术，因为民间艺术无需学习任何东西，对话只是我们一相情愿的事情，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你可拿几张“美人”图片换来一批民间精品，因为她们坑头上从来就不愿张贴自己的作品，如果，让她们组织评选民间艺术，选的结果一定与我们大不一样，那么在我们大谈民间艺术的重要性的时候，有谁关注过这些作者的审美变化呢?关注过她们做艺术的真正目的呢?从艺术学角度看我们是没有必要深究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民间，她们是无意的，而我们是有意的，有意也是一份责任，一份需要清算我们对自身文化认同的清单。

　　当代艺术本来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当艺术成为生活经历的人时，那些支撑我们审美教育的经验、技术手段都变得面目全非，可悲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讨论这种转变与变化，而是用前卫的方式追随着百年前的西方，习惯性的用热情去换陈旧，用争取“话语权”的方式去传播自己也不清楚的所谓观念，有益忽视民间艺术，就是忽视自己。正是这种有意，我们会真正失去当代意义的真实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对话就是“恢复”，恢复人性中的原始感受力，用简单自然的方式复苏自由的空间。

　　对话之一：边做边展览。9个同学三个教师在一个已设计完成的民间艺术空间中现场制作，制作为展览的一个部分，让艺术创作的过程公开化，这和民间老太太在坑头剪纸花一样有着异曲同工的联系，使过去严肃的毕业创作变成了一段生活经历，使过去冥思苦想的等待被叙述的自由自在所替代。

　　对话之二：日常化。学院教育总有一种错觉，这就是自身主流性的确定，总以这个点排除其他艺术，工艺的、民间的、匠人的等等，于是，假的、空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充实了整个艺术教育，而民间中个体简单的技法，群体雷同的风格，及不断的重叠的表述，被认为是不合时宣的，它的审美意义更是无人问鼎，因为他们太日常化了。孙绵谊同学的《环城50米》，是拓印环城公园里一段不被注意而天天与他发生关系的路，展示了“日常化”的倾向，他没有去拓古城来证明对古文化的认同，也没有去寻拓有意思的肌理来证明对抽象材料的敏感，而是刚刚建好又被破坏的石砖形象，构成了一段日常生活的记录。作品平常也无聊，雷同于一切拓印品，可展厅中意义却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日常化的实验才是走出审美一体化的重要途经。

　　对话之三：重复。在我们的审美字典里重复是一大忌，而民间艺术中“重复”象征着延续，象征着生命。这里指的“重复”不是形式上的图形复数而是生命意义上的“再生”，倪明涛同学的《红色联想》可解读为“再生”的一个成功实例，是用日常的工具制造了民间的新样式，不断重复的蓝色鼠标在红色的背景上延伸，产生了无限扩大的叙述;杨起教授的《鸡年戏鸡》有意无意的冲淡了对话的严肃性，在宽容的心态下，制造了一个荒诞的场景，农家场景进入美术馆本身就有挑战性，加之有民间剪纸图案的背景中一只用大米塑成的大鸡，使人反思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生活之类的命题。实物、纸品、真实与平面、是重复还是创造，不知哪个更接近自我。

　　对话之四：转换。民间艺术的内容是生活中的一种“暗号”，它并不直接地表白如《富贵有余》、《二龙戏珠》，它暗合了人们对幸福的定义，这种话中有话的手段是一种转换。张莹同学的《烛光晚餐》使现实与艺术相互转换，这和面花一样，“食”的作用是次要的，晚餐也被餐具所定义了，食品被酒塞所替换，浪漫被定格在冷酷中。陶加祥老师的《温床》也同样制造这样的梦境，云雾中漂来的原来是一个枕头，被定义为温床的枕头，夹杂了梦呓的符号，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画境的实物再现，也同样体现出作者在艺术语言上的策略。梁久刚同学的《白色空间》更是体现了超现实主义画风中梦境，装置中的不稳定性因素得到了很好的解读。肖炽热同学《古琴》形式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对一个教程的理解，到烧琴成为影像，再到现在巨大的空间装置，语言越来越接近“暗号”，这和民间艺术一样，给我们试图解读产生无限扩大的话题，于是过程就成为内容，“转换又是这个符号与他自身联系的接头暗号”。

　　对话之五：错觉。从形式意义看在民间艺术的空间里面，是靠产生的错觉所充实的，错觉并不是一种错误，它是原视觉对象对实物最有效的反映，也是民间形式成为艺术的重要途径，自由艺术当然开启视觉自由的新景观。刘益春老师《浙江人》形式上的简洁，语义上的复杂，多少让人产生迷茫，其黑色瓦片与图片产生的生活片段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区域生活，但这是一种错觉，更接近的说法是他拿黑色与图像充实了他自己的空间。关于这一点，姜莉同学的《我的自由空间》更加自我化，空间的大小，“填充实物”的选择，私密与公开，都与他人无关。高一博同学的《手的分解》是对文字符号视觉化状态的重新组合，产生出多义的阐释，成为一份健忘者备忘录。陈奇《memory house》试图通过透明来参照自己，这和胡楠同学的《镜像》相反，他是用反映外在来参照自我，二位的作品实际上都是由实物呈现错觉的状态。

　　当代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对话并不是风格上的类比，而是艺术思考过程的行为认同，杨起教授在这个“对话”过程与学生有个交流，可作为这次“对话”的结论，有学生问“你的作品与家庭主妇所做的东西有什么不同?”答：“完全一样。”但前者是个人创作行为后者则是民族本源文化的体现，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两者之间是无法对话的，是我们一相情愿，我们在民族本源文化的面前还是有些稚嫩。但我们对话了，刚刚开始，对话将会利用各种形式继续进行。